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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山新媒体 2022-07-02 450 10

她走入职校调研,看见学生“无聊生活”的背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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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子津第一次和职校产生交集,是在一次课题调研中,她认识了一名在重庆念职高的学生,老家在四川大凉山。对方告诉她,为了走出大山,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打工和去职校学一门技术,在自己的老家,很少有人能通过高考升学。

从小到大,汪子津升学都很顺利,从江西的一所重点高中毕业,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,四年后,又保研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。那个重庆女生的经历,让她意识到选择职校的背后有憧憬、无奈和心酸,在人生的分岔路口,或许更多人被过早地剥夺了选择的权利。

2020年5月,她来到江西省某县做职校生调研,试图了解他们选择职校背后的原因,以及他们在职校中的经历,和这份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的意义。

她以实习老师的身份,进入了当地唯一一所职业学校——郊外学校(化名),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,她陪学生们一起听课、到实训车间操作机床、去外地实习。

她见证过学生满怀期待地去外地工厂实习,不足一个月落荒而逃地回到职校,希望继续升学;遇见过学生由于内心深处对“职校生”身份的不认同,不愿上前和清华的她打招呼;也见到过“军事化管理”下,学生们“混日子”的心态,以及职校教学资源的贫瘠。

这段调研经历让汪子津对职校生群体有了更细致的认识,在她看来,不能仅用“成绩差”这个标签来概括职校生,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懂事,进入职校的原因是复杂的,包括希望早点挣钱养家,担心在乡镇高中毕业后升学失败等等。

汪子津在硕士论文《成为职校学生》中记录了这段调研经历。硕士毕业后,她在广州一家服务于职校学生的公益机构HOPE学堂工作,延续对职校生群体的观察,陪伴他们走出人生中迷茫的一段路。

2022年5月1日起,修订后的《职业教育法》正式施行,这是《职业教育法》于1996年颁布施行后的首次大修。修订后的《职业教育法》明确,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。

在汪子津看来,《职业教育法》能带来怎样的改变,还很难去判断。距离理想化的职业教育或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,她说,期待有一天,“让选择升学的学生和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,都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,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”。

[以下为汪子津的自述:]

上职校:一个权衡后的选择

2020年3月,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很多学校都推行线上课程。我跟朋友自发组建了一个线上教学情况的调研小组,希望了解网络设备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上网课的情况。那次调研,我认识了一个在重庆念职高、家在四川省大凉山的同学,我才开始对职业教育有了一些认知和兴趣。

我问她,以前班上的初中同学都去了哪里?她跟我讲,有一部分去了职校,还有一部分去打工,很少有同学能够上普高。当时,我对于“职校”这个选择是没有概念的,回溯过往,我的同学中可能有人辍学打工,但几乎没有人去念职校。

和职校生相比,我从小到大升学都很顺利,但是与此同时,更多的人被较早地剥夺了选择的权利,走上了另外的人生道路。所以我会好奇,他们选择职校背后的人生是怎么样的?

去职校调研之前,2020年5月,我先去了江西省的一个乡镇初中,想去认识一些即将中考的学生,先去了解一下他们(升入职校)前一个人生阶段的状态。

我去的乡镇初中毕业班有三个班级,总共150多人。对于这些学生来说,毕业后最好的选择是考上县城的高中,但每届只有二三十人能考上。剩余同学里,有近百人能通过普高的录取线,考上乡镇的高中。但乡镇高中的升学率很低,对于他们来说,如果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,无论去乡镇高中还是去职校可能都是一个差不多的结果——考不上大学。

所以不少同学会纠结是去乡镇高中、职校,还是辍学打工。

在乡镇初中,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,是一个性格大大咧咧、自来熟的女生。她成绩不是很好,每次晚自习我去找她,她都特别开心,因为她不想继续坐在教室里上课。

距离中考不到一个月,她签订了自愿放弃中考的承诺书,成为郊外学校的春招生。但第一次跟她聊的时候,她想去打工。她在网上认识的一些在广东打工的朋友告诉她,去城市打工是一件很“酷”的事情,街道上来往的是法拉利、劳斯莱斯那些特别豪华的车,她很向往这种生活。

但临近中考,职校到初中宣传,初中老师也倾向推荐成绩不好的同学春招进入职校,这样不用参加中考,初中的升学率也会更好,而推荐人也可以得到一笔500元的介绍费。

这个女孩的父母在镇上开家具店,家里条件不算差,她的家人觉得女孩子年龄小,出去打工不安全,也是出于对老师的信任,给她报名了郊外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。

学生选择职校,通常是很多原因叠加的结果。

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大雄的男生,他的母亲是一个盲人,但她提前踩点了郊外学校,最终才确定让大雄去读郊外学校的高铁乘务专业。她1990年代从国企砖瓦厂下岗,依靠低保和做盲人按摩维持生计,对“工作稳定”有一些执念。

她告诉我,要不是大雄没考好,她更希望儿子能读普高、上大学。但另一方面,大雄希望能早点挣钱,缓解家庭经济压力。

还有一些同学通过了普高录取分数线,但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,认为还不如去职校学一门技术,中职升学的渠道更多,未来会更有保障。(中职升学渠道包括:普通高校单独招生考试、高职专升本统一招生考试、中职院校与大专院校联合办学的3+2大专班)

大多数初中毕业生在择校的时候,是通过老师或亲戚的推荐,他们的父母大多来自农村,靠务农、打零工、工厂打工,或者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,能获取的教育信息有限,关于升学也给不出太多建议。

“军事管理”下的“混日子”

2020年8月,我正式进入郊外学校进行田野调查。

校长允许我以实习老师的身份待在学校,还专门给我开了一个欢迎仪式,PPT上写着“欢迎清华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汪子津来校实习研究中职、普高教育工作”。当时,学生还没开学,只有老师们参加了欢迎仪式。但我觉得特别尴尬,会担心之后该怎么向学生介绍自己。

一开始,在学生晚自习的时候,我抱着一摞问卷一个个班发放。我不会主动提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,担心和他们产生隔阂,只是称自己是实习老师,同时来做一个调研,想了解他们在学校的一些情况。

郊外学校的职高部有490多名学生,分为机械加工与数控、高铁乘务、电子商务、学前教育四个专业,每学期都会有学生退学。高一刚入学可能有四个班级,高二变成了三个班,等到高三,大多数学生外出实习,准备升学的同学就自动缩减到一个班级。

机械加工与数控专业的课程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。

(实操部分的)实训车间像是由地下车库改造的,空旷的地胶地面上只摆放了两台操作车床和一些零部件。二十个学生轮流操作,每个人只能操作几分钟,没有轮到的学生在一旁打闹或者倚靠在墙边无所事事地站着。还有些学生下课了还没有轮到操作,教学设备的匮乏很难让学生在实操中获得相应的技能。授课老师都是一些工厂里有经验的师傅,他们兼职教授实操课程,每周只上三次。

而在维修家电的课程上,学生使用的是很有年代感的破旧家电,可能在现实生活中,已经没有人愿意花钱维修这些家电。

很神奇的是,电子商务专业使用的还是2015年的课本——教学生如何开网店。电子商务的发展非常迅速,如果还在用几年前的课本指导学生,或许对于学生未来的工作帮助不大。

有学生从工厂实习回来后,抱怨在学校里使用的机床,和工厂使用的机床完全不一样。也有老师说:“同学们在学校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,只能等到去工厂里回炉重造。”

我记得此前我想去旁听一位老师的“客服课”,但他觉得这门课讲得非常不好,不希望我去旁听。后来他还是同意了,课堂上他照着课本念:如何给网店模特拍照更好看。学生们不是趴在桌上睡觉,就是在玩手机。这些学生对拍摄设备是陌生的,但老师从未使用过手机或者摄像机帮助讲解。

课程结束后,我问这位教语文的老师,为什么来上这门课。他说,郊外学校开设的专业几乎每年都在变,什么热门开什么,没有考虑学校实际的资源。因为学校觉得他拍照好看,就选了他来上这门课。

在郊外学校,除了刚入职一两年的老师会特别认真地备课,那些已经在职校里待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老师,基本上不会再花时间备课。一方面,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不取决于学生的成绩;另一方面,上个世纪90年代末,郊外学校由公办转为民办后,新教师不再有编制。跟我同住的两位刚入职的老师,都在准备考编制,她们希望把郊外学校作为一个跳板,考上了就会离开。

学生们用“无聊”来形容职校生活。他们觉得对所学的专业、老师的教学方式都不感兴趣,“自己站在讲台上讲课可能也比老师照着课本念的好。”还有学生说:“我能够做的好像只有用自己的手机打游戏或者看网络小说,因为学校里的其他东西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。”

在郊外学校,每天学生6:30左右起床,到操场集合做早操或晨跑,吃过早饭后,8:10上课。上课之前,每个班的班长会把学生们的手机收走,下课再发下来。但学生们有自己的应对手段:把手机模型或者早就不用了的旧手机交上去,依旧在桌子下面玩手机。

每天晚上有两节晚自习,八九点结束。我之前晚自习的时候去过教室,基本上大家都在玩手机,坐姿各不相同,很少有老师到班级干预,或要求学生晚自习时间一定要写作业。

对比职校的宣传手册,职校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。例如,宣传手册上说高铁乘务专业的应届生会被推荐到机场、高铁站工作,但实际上他们被推荐去了广东的高速收费站工作。实习工资按照实习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发放,扣除五险一金后,还不够往返江西的路费。

宣传手册上称学校的另一特色是“军事化管理”。高一年级学生入学的第一学年,每天早上8点到9点军训。在一些班级里,学校聘请的退伍教官不仅负责军训,还会和教课的老师一样,承担班主任的工作。

在学校的军训动员大会上,学生代表发言说:“军人意味着绝对服从,一切行动听指挥。”而职校老师也默认,新生如果没有经过军训是不听话的。很多家长选择郊外学校,是希望学校可以管住孩子,而军训恰好是一个让学生听话的手段。

为了防止学生谈恋爱,学校教官隔三岔五搜索学生的QQ和抖音账号,看有没有情侣头像,或者发一些跟恋爱相关的内容。每到周五,走读的学生放学回家,教官去附近的公交站检查有没有牵手的学生情侣。

大多数学生对教官的评价不高。他们抱怨教官不允许学生抽烟,自己却每天在学校里抽烟、吃槟榔,用体罚来压制学生。

教官们的体罚方式分为几种,有的时候罚学生跑圈,比如说学生早操迟到了,被要求背着宿舍的棉被跑操;如果学生抽烟被发现,则会罚他们面对一面写着禁止吸烟等标语的墙,罚抄几百遍“吸烟有害健康”之类的标语。

我问过一名学校里资深的教官,怎么理解他在学校里的身份。他说:“我什么杂事都会去做,只要学校叫我做的我都去做。”在他看来,自己没有其他技能,不能像其他老师一样教课,“更严格的管理”是他为学校奉献的一种方式。

从工厂实习回来,再也不想进工厂

职校生在选择学校、专业的时候,大多数处于迷茫的状态,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一些变化。

访谈初期,很多学生告诉我:“专业是随便选的,机械加工与数控专业适合男生,学前教育专业适合女生就来了。”对于所学的专业特别感兴趣的学生,我没有碰到过。

有一个高铁乘务专业的女生,第一次访谈她的时候,她正准备去学校安排的广东省某高速收费站实习,当时她对实习充满了期待。

她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,父亲在外地的船厂工作,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,有了工作,意味着能减轻家里的负担。而且她男朋友也在同一个城市做快递员,她希望两个人都能留在广东工作,开始新的生活。

但她实习不到一个月,就离职回家了。我和她做了一次回访,她反复提到“被骗”。在她的印象里,实习的高速收费站距离市区很远,周围环境荒凉,宿舍的地面脏得不穿鞋都不敢落脚。因为工作性质需要倒班,睡眠也很不规律。

她问同事,职业发展的上限是什么?同事告诉她,中职学历留在收费站基本上不会有上升空间。这让她感到心灰意冷。

她认为学校既没有教给她有用的知识,又没能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。回到家乡后,她自己找了一份客服的工作。

同批去高速收费站实习的八九位学生,只剩下两个女生还留在收费站工作。其中一个女生和我还保持联络,相比其他人,她有着更强的“忍受力”,性格沉稳认真。她的父亲打两份工养家,母亲没有工作,她很喜欢画画,因为没考上理想的高中,她想找个师傅教她画画,但她的父亲认为学画画是找不到稳定工作的,帮她选了高铁乘务专业。

因为实习单位不允许我进入园区,我让学生每天写日记发给我,去了解他们的工作。她的日记是最详细的,会把培训中学到的手势和工作情况画下来,并做文字说明。她没有抱怨过收费站的工作,或许在她看来,这份稳定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是一样的。

机械加工与数控专业的学生多数被分配到电子厂、汽车厂和电器厂实习。有学生描述厂里充斥着工业油的味道,空气环境很差,还会被要求加班。但按照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,他们是不被允许加班的。

工厂里正式工每月有两千元底薪,时薪19元/小时。学生去实习和正式工干一样的工作,但是没有底薪的,时薪第一个月13.5元/小时,第二个月14.5元/小时,最高能拿16元/小时。

有学生在电子厂做质检实习,他说:“回想在学校的学习好像只有军训有用,因为军训的时候要一直站着,到了工厂也是一直站着。”

大多数学生没等到六个月实习期满,就提前离职了。回来后,很多学生不想再去工厂工作,想要继续读书,希望提升学历找到更好的工作。

但在我调研的这所职校里,完成升学的学生是占少数的,很多学生最后只能选择就业。但如果直接工作,待遇比较低,只能去工厂流水线、做服务员等,从事和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。

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把希望寄托于所有学生都走升学这条路,而要去思考怎么才能让选择升学的学生和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,都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,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

“教育有没有可能为职校生提供更好的工作或者是向上流动的机会?”针对这个问题,做完课题的时候,我是很悲观的。

教育的意义:提供更多的可能性

我记得第一次去班级发放问卷,班主任当着学生的面对我说:“你不要对这些人抱有太大的希望,太大的信心,太高要求,这些人字都不一定写得好。”当时,学生们毫无反应,好像已经习惯了被这样评价。

在访谈中,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。访谈的学生曾说:“我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去了职校念书。”“亲戚虽然表面上说职校挺好的,但是那些亲戚还是觉得读大学更好。”“我也觉得读职校不好。”

有一次,我吃完饭从食堂回宿舍,两个男生走在我后面,我听见他们的谈话:“叫一下她?”另一个同学说:“人家肯定不理我们,人家是清华的,我们是什么?”我最开始想跟他们打招呼,但是听到这话,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
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,在与他人的比较中,一些职校生接受了教育存在等级差异的社会规则,把外界负面的评价内化成了自我评价。

2021年3月,《光明日报》旗下的《教育家》杂志,曾联合相关教科院做过一项样本量约10万人的问卷调查《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》,其中中职学生4万多人,70.26%的中职生认为职业教育发展最大的问题是“社会认可度低”,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们找不到好的工作。

即便他们在工厂实习,和工厂的其他劳动者相比,工资也是最低的,最不受保障的。对职业教育的“污名化”落在每一个职校生身上,都可能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创伤,使他们变得不自信。

在我去郊外学校调研的时候,看到的这种创伤是不明显的。但我毕业后,去广州一家服务于职校学生的公益机构HOPE学堂工作。在机构组织的面向职校生的戏剧工作坊里,有学生会讲述自己曾遭遇的来自家长或以前同学的贬低,这些是让他难以接受的。

比如说,有一个男生的家长和他说:“你去职校也是混日子,你也学不到什么东西。”他会觉得自己不被认可。

同时,我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生的更多可能性。有一个读数控专业的中职生,他在参与HOPE学堂活动的时候说,他很喜欢唱歌,想去酒吧驻唱,但他的父亲觉得这不是正经的职业,爆发了一些矛盾冲突。

学堂的社工们和他的父亲交流了很多,在我们的活动中,也会和同学们探讨工作选择、劳动价值等问题,他渐渐意识到去酒吧驻唱也许也会面临很多问题,最终决定走幼师这条路,既结合了他自己的兴趣爱好,也能有一份不让家人担心的、有保障的工作。后来,他考上了广州的一所高职的学前教育专业,现在是一名幼儿园老师,在幼儿园也会教小朋友唱歌。

戏剧工作坊是我所在的公益机构一直在做的事情,我们7月也会在广州的美术馆做戏剧演出,学生们会上台出演自己的故事。我们在一些职业学校里驻点,通过组织游戏、活动让学生们互相熟悉,用戏剧表演的方式让学生们习惯用身体去表达,通过即兴演出、雕塑设计、写作、口头表达等方式,和学生们交流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一些家庭关系中的矛盾、与家人的关系,在校园中经历过的欺凌、与同学之间的关系,以及有关未来就业、去工厂打工的一些经历,希望陪伴他们成为自立、自信的青年。

我们不会对学生的表达做太多评判。有的学生说,此前很少对别人分享自己的过往,因为有些经历并不是那么愉快的。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(以下简称为《职业教育法》)于2022年5月1日正式施行。明确了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、就业、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。

我和周围同事的感觉是《职业教育法》可能会加大职业教育院校的内部分层。比如说《职业教育法》强调社会力量和企业力量参与到职业教育中,在深圳、广州、佛山等发达地区,已经有很多优质的企业入驻职校,职校生实习、升学、就业的机会更多。

但对于中西部县城的职校来说,《职业教育法》的修订究竟能带来多大的改变,很难去判断。比如说我调研的这所郊外学校,能对接的企业资源和投入到教学实践中的资源都是有限的,我在学校的群里,目前为止,也完全没有看到《职业教育法》引发的任何讨论或行动。

我觉得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定义不应该仅仅是学一门技术的教育。学生也可能在职校里获得了更好的朋友关系,体验了爱与被爱,拥有了对于未来的更多想象,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重要、特别好的事情。

“混”在职校里是自然而然发生,但是不混反而需要逆水行舟的勇气。这可能就是学校给的机会,让他们看不到一个更广阔的外界社会。所以对于学生们来说,职校教育应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。

责任编辑:张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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